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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说他身体不如年轻时强壮，会面的地点最好在风城市区，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芝大出版社，他可以居中安排。我完全没想到余教授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热情，惊喜之余赶紧敲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年6月7日下午三点半，余国藩教授准时走进芝加哥费尔蒙酒店大门的样子。他穿着西装，戴着一顶圆帽，看上去特别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英国绅士。那天酒店附近正在施工，大堂里回荡着挖掘机的声音，我提议到附近找个地方坐下聊聊，无意间走到了千禧公园北侧的Tavern at the Park。当日早些时候我已经去芝大出版社见过《西游记》英译本的编辑David Morrow先生，并蒙赵鼎新老师赏过午饭，无形中有了共同话题，从一开始便聊得随意而顺畅。但是当我试图把话头引入原先设定的访谈主题时，他毫不犹疑地将其拦腰截断，说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等于零，没什么好谈的，还是随意聊聊便好。我自然唯命是从，洗耳恭听余教授滔滔不绝地说了将近两个小时，言及他的家世、在美国求学任教的经历、对汉学界的看法，和他在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的心得。

听完之后，我才明白余国藩教授为什么会有英国绅士的气派。原来他的曾祖父做过满清的巡防使，祖父余芸（字逸民）乃是庶出，于1914年考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毕业后到香港工作，被港英当局委任为高级视学官（相当于教育厅正厅级巡视员），并曾兼任官立男子汉文师范学堂校长。他的父亲余伯泉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长期奋斗在抗战前线，后来在台湾官至总统府参军长（相当于中央警卫局局长）、三军大学校长，获授上将军衔；他的四叔和大姑均毕业于剑桥大学，七叔及其长子则和余芸一样，也毕业于牛津默顿学院。出身在如此显赫的世家，其言谈举止有英伦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国藩教授生于1938年，正值山河破碎，其父长年在前线奔走，无暇顾及家庭，所以他自幼生活在祖父身边。余芸谙熟英文自不待言，国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逸翁诗稿》。我猜想余国藩教授成年后的学术志趣，应该是受到祖父很大的影响。他在谈及家史时，主要是讲述余芸的轶事，谈到乃父则只有寥寥数语。实际上，如果不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政治的淡漠，他不太可能在1956年只身远渡重洋，到纽约州赫夫顿学院（Houghton College）攻读英语文学专业，毕竟那年余伯泉已经升任蒋介石政权国防部中将副参谋总长的高位。据余教授那天所说，其祖父极度厌恶蒋介石，所以虽然儿子是炙手可热的达官贵人，他也不愿搬到台湾居住，而是留在香港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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