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反腐机制之失与整顿之困

发布时间：2020-02-11 07:23:01 阅读：次来源：保温瓶厂家

这是一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拥有全球第一的网络和客户规模，总资产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2010年，却因一系列腐败案件东窗事发，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整改旋涡。

人事调动，机构重设，全体动员……在外界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机制改革背后，隐现的却是巨大机体的困顿与无奈。

近半年来，中国最大的运营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陷入一个又一个旋涡之中。

从集团高管到省公司的封疆大吏，连续数人落马;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手机“吸费门”屡遭竞争对手曝光，中国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

“一切还没有结束，针对运营商高管的审查还在继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更关键的是，这项审查仍有向中国移动核心管理层浸透的迹象。

审计署入驻之后，系列腐败案即浮出水面

“这一波审计出有问题的基本上都处理了，不过，中纪委还在继续介入调查。”知情人士说。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审计部门的计划是，2010年将对三大运营商进行重点审计，每次重点抽查三大运营商各2~3个省，用1年时间完成梳理。2011年和2012年则进行普遍审计和补充审计。最终通过持续三年的严密排查，在电信行业内进行大规模的反腐清理，而“这一计划正是在2010年初启动的”。

据记者了解到，此前运营商均成立了自己的内审部门，要求每年年审一次，离任审计一次;同时，还会聘请审计师事务所对运营商进行各种审计;另外审计署乃至通管局等监管机构也会对运营商进行监督。

不过，对于运营商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些早已习以为常，和审计部门“斗法”亦是常态。2009年年底，针对三大运营商的审计力度特别加强，而大规模的通信反腐调查也全面展开。

第一个落马的是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审计署对2008年电信重组，原中国网通并入中国联通的财务状况重新核查(张春江时任原中国网通董事长)，在这个环节发现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而在张春江事件发生后不久，2010年元旦刚过，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春节前审计署派中国移动内部审计人员赴四川查账，3月下旬，审计人员正式找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谈话的第二天，他就搭飞机外逃，随后被捕。

2010年6月25日下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党组书记朱大荪及公司纪检书记三人接到通知，要求同时前往省政府开会。之后，只有后两位走出了省政府大门。

李华爆出因为个人经济问题正在被调查，此案由中央纪委直接督办，委托四川省纪委进行。

这一系列反腐案件似由外力推动，涉及中国移动多位高管，并将中国移动推向了风口浪尖。

中国移动地震冲击波，必须挽回不利局面

种种压力之下，有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移动集团高管层面已经多次接到政府高层透露的信息，要求其必须做出调整以挽回目前的不利局面。

就在日前，中国移动被迫将6个省市的总经理进行调换，其涉及到的省公司包括江西、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和重庆等省市。对于这一举动，业界第一时间解读为是避免省公司总经理在某地方任职时间过长，根基太过稳固而滋生腐败。

而此后一天，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张晓铁也接到国资委下发的任免通知，通知中称免去张晓铁同志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聘任张晓铁同志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后一条消息曾引发外界猜测，认为这次人事调整与张春江案有关。

据记者了解，张晓铁十几年来一直是张春江下属，张晓铁之前曾任邮电部财务司副司长、信息产业部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副司长、司长，而张春江时任信产部副部长。2008年，因联通与网通重组，张晓铁调到中国移动，碰巧的是，张春江也调到中国移动任党组书记，张晓铁又在张春江的直接分管之下。2009年年底，张春江涉嫌腐败被中纪委调查，引起业界震动。张晓铁的职业生涯和张春江几乎“如影随形”，无法不让人联想。

“张晓铁的调任，应该是正常流动，没有牵连到其他的事情。”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确切的消息还没有得到，但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轮岗了。”一位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而与外界的风声鹤唳相比，中国移动的业绩仍然在高速增长，在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被日益放大之时，这头大象仍在继续飞奔。

一个岗位下的寻租空间，中国移动高管成了高危职业

如果说，张春江是电信产业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牺牲品，那么后面这几个连续出现的腐败案件，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国移动的自身体制问题。

首先就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国移动的全部省级公司老总基本都是身兼数职，包括纪检、监察以及审计工作，均由他们亲自主管。在这样的高集中度而且缺乏监督的权力体制下，这些老总们如果要保持真正的两袖清风，只能依靠意志力来进行自我克制，而这往往是最为困难的。

以最近落马的李向东为例，其人生转折点就起源于2005年中国移动音乐基地的入川。音乐基地入川之后，全国手机音乐方面的SP资质，都由李向东一人掌控，没有李向东的点头，任何企业都无法进入一年数百亿元产值的无线音乐行业。而一个中国移动的SP资质则又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巨额分成。据了解，目前中国移动数据业务分成模式有多种，按照中国移动参与程度不同分为15%：85%(中国移动拿15%，SP拿85%);30%：70%;50%：50%等。

“为了争取拿到这样一个发财的敲门砖，众多SP企业想尽办法接近李向东。一时间广大SP企业唯李向东的爱好马首是瞻，李向东喜欢打网球，众多SP企业主开始钻研网球，李向东喜欢打高尔夫，这些SP又转学高尔夫，”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而面临如此巨大诱惑的李向东，也从开始时候的‘不粘锅’，进入到坐着头等舱到处飞，拥有数辆豪车的崭新人生。当然，这也是让他一步步向深渊滑落的缘起。”

另外，从管理架构的设置来看，在一个地区和一个岗位时间过长也为寻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据中国移动2009年的经营数据显示，它的总营业额是4521亿元，利润是1000多亿元。在这样一个利润丰厚的公司里，省级老总在一个地区担任一把手的时间之长不仅在运营商中，甚至与其他央企相比也是几乎绝无仅有的。

而这又与电信行业的独特历史渊源有关。1998年撤销邮电部成立信息产业部，中国电信产业开始政企分离，而中国移动就是在其后的1999年从中国电信的移动通信局分离而出。当时的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并不明朗，中国移动就像一只被中国电信母体扔出的丑小鸭，并不被广泛看好，所以年龄较大的领导基本都留在了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在分家之后的省级公司老总多数都是当年省邮电管理局移动通信局的局长，也就是处级干部。这些处级干部当年的岁数基本都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年富力强。11年之后，这些人普遍也只有四十到五十岁，处于事业的巅峰期，而且在经历了多年的积累后，这些人在各省具有非常广泛的人脉和关系网。

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资源，中国移动在此之前的长达11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对省级公司的老总进行大规模调整。而这11年恰恰是中国移动发展最快，最为辉煌的时期。很多省级移动公司的营业额发生了十倍百倍的增加，面对如此巨额的财富，这些老总们连续11年坐在火山口上，也难怪很早就有人说，中国移动的高官是高危职业。

亡羊补牢，牢仍不牢

面对连续曝出的腐败丑闻，包括中纪委、国资委和中国移动都已经开始寻找亡羊补牢的办法。

记者独家获悉，中国移动近日专门就预防腐败问题举行了总经理办公会，在会上确定了省级公司老总任职最多不得超过两届六年的规定。而且针对四川音乐基地李向东事发的问题，中国移动将会在SP合作模式上进行战略性调整，将与SP伙伴的分成机制变成运营支撑关系，也就是将合作关系变成了更加简单的雇佣关系。

但无论是合作还是雇佣，对于SP来说可能只是分到多少钱的问题，其与中国移动之间的甲方乙方强弱地位的差距却愈加显著。也就是中国移动仍旧是众多SP企业的财神爷，而且这个财神爷越来越高高在上;而SP们需要做的公关工作也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拉拢和腐蚀中国移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旦改为雇佣关系，则强弱地位将更加悬殊，这个公关工作力度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事实上，作为中国移动制度化的轮岗机制，实际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没有听说哪个跨国巨头是通过轮岗，来规避寻租和滋生权力腐败的。”资深电信专家付亮对记者说。

以中国移动原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建中为例，尽管也进行了轮岗，但在其离开安徽移动时，离职审计并未发现其在安徽移动总经理任期内的经济问题，直到被西门子受贿案牵连才曝光。

付亮告诉记者，所谓的离职审计大多流于形式，很难对其行为做全面的分析，只能从财务、政策等方面发现一些问题。像行贿这样的行为，大多是地下的(通常是通过权力寻租和影子公司来实现)，很难有公开信息直接证明。顶多是能分析出，其某些行为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就很难深究。这就像有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作为亡羊补牢之举，中国移动在2010年7月9日召开了反腐倡廉大会，重点强调了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然而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本身就体现了监管体制的缺陷。会议明确“中国移动各级企业党政负责人将作为第一责任人履行一岗双责，把反腐倡廉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工作一同研究，一同规划，一同部署，一同落实。”

不过，在现有现代公司制度流于形式的背景下，中国移动的省级公司总经理在省内几乎是一言堂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将反腐倡廉的职能再次赋予这些本身就大权在握的省公司老总，他们本身的监督其实很难有效进行。

“一把手在私企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好理解，因为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作为公司的主人，私企老总在公司内拥有自然的、不可挑战的统治权。而国有企业为了预防腐败，就必须建立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让一把手能够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以预防腐败的口吻赋予管理者更多的权力。”付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