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不能再次愧对农民-【新闻】囊果草属

农村工业化不能再次愧对农民

如果继续忽视对农民权益及种养业的保护，不顾及数亿农民的耕地承包和使用权，随意圈地卖地谋取预算内外收入，那么在“后城市工业化”时代的现今农村工业化，将再次对不起农民 2003年10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要加强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管理。”保护农田和加强土地管理关系国计民生，据《人民日报》（2003．11．20）报道，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要求坚守基本农田红线“五不准”，坚决刹住乱占滥用耕地的歪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项目，一律不得报批用地。《人民日报》近日还登载该报记者何炜和倪光辉的文章，主标题为“开发区整顿为何这样难？”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时报》（2003．9．3）发表一篇谈当前农村工业化、开发区及城镇化问题的文章，近两月多来经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想再简述这个有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论题。 记得在80年代早期，曾看过重映的印度影片《两亩地》（50年代进口），该片描述20世纪上半期印度农村工业化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冲击，其故事情节及插曲《告别歌》和《摇篮曲》都很感人。对故事细节记得有些模糊，该片似描述一个农村男孩到大城市加尔各答打工，后来其父母在家乡拥有的两亩耕地又被夺走，失去了赖以为生的两亩地后流浪到城里，结果又祸不单行得了重病。该片社会背景是反映印度农村早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土地被侵权，失地者流浪至城里艰辛谋生的悲剧。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的我国电视剧《天下粮仓》，也反映出“农粮为本”的中华传统经济观。 中国与印度有些相似，都是农村人口特多、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如何解决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及保障粮食安全问题，是长期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不转农民而先转土地，或者最终到失地农户手中的实际补偿款太低，将使无业人员增多。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也将影响粮棉油等战略物资的供给安全。陈云同志在80年代曾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而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他还形象地告诫各地干部：钢铁是硬的，但粮食更硬。 80年代乡村公共财源的渠道之一是计划生育罚款，90年代以来乡村开支及教师工资除来自正税、非计生类罚款和各类收费外，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名义圈地霸地，廉价征用承包地高价出让，又成为非税收入的关键来源。以廉价粮油收成折成货币并逐年支付的一点可怜补偿费，如何能长期保障农户生活及其子女各类支出？ 过去长时期里我国城市大规模工业化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筹集资金，同时依靠农民大量劳动力甚至义务劳动来弥补农村水利等基建投资之不足。这种有点勒紧农民裤腰带的做法及长期的城乡间福利不公待遇，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就出现过。列宁逝世两年后的1926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提出“超工业化”谬论来攻击斯大林等稳健派，托氏胡说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竟要以对农民******限度赋税压榨筹集“超工业化”资金。 虽然斯大林等多数派驳斥了托派分子的荒唐主张，但很遗憾，他们自己也过早抛弃“新经济政策”，走上了超大规模工业化、粗放式投资的路子。1928“一五”开始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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